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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寻常的年头 不寻常的坚持******

　　作者：尹　鸿　梁君健

　　没有最不寻常，只有更不寻常，2022年之于中国电影便是如此。虽然开年以《长津湖之水门桥》《奇迹·笨小孩》等影片开了一个闪亮的头，但随着疫情的起起伏伏、国际国内局势的复杂多变，以及观影行为和观众习惯的渐渐分化，全年电影市场的整体走势风风雨雨，年度票房总量不仅不足疫情前的50%，甚至也远低于2021年全年，电影生产创作供应端数量骤降，中国电影发展陷入了一个不期而至的“低谷”。但是，中国电影界依然在这种不寻常的考验中，以对时代的责任、对观众的热忱、对文化的担当，努力奉献了一批优秀的电影作品，为大众提供精神力量，为电影带来发展动力，为未来创造复苏信心。主流价值与商业类型之间的结合出现了新的探索方向，电影类型更加具有中国式的丰富性和本土性，一些影片在生活的琐碎和艰难中传达了一种“无情世界的感情”，一批青年创作者在现实主义关怀、现代电影美学探索、现代社会心理表达上日趋成熟。这一年，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一批质量上乘的电影精品，也进一步凝聚了行业共识，为电影复苏带来春的信息。

　　主旋律电影探索美学方法新突破

　　2022年，围绕党的二十大和“这十年”的主题，中国电影用自己的方式呼应着大时代的要求。2022年上映的主旋律影片数量众多，它们在艺术手法和市场接受等方面逐渐成熟，既有《长津湖之水门桥》《万里归途》《平凡英雄》这类瞄准商业制作的主流大片，也有《何叔衡》《望道》《邓小平小道》这类各具特色的人物传记影片，在全年的各个重要档期中均发挥了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万里归途》作为我国首部外交官撤侨题材影片，累计票房15.85亿元，成为今年国庆档“一枝独秀”的国产电影。相比于《战狼2》《红海行动》这两部以军事动作片为基本形态的同题材作品，该片讲述的是手无寸铁的外交官的故事。在这部归乡母题的现实主义作品中，创作者不仅深入刻画出主要角色的内在矛盾，为故事的转折提供了充分动机，而且在讲述撤侨故事的同时充分展现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并围绕跨文化的理解与交流建立起有力的人物关系和支线情节。家国情怀与跨文化叙事的交织，真切地体现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该片突破军事动作片的模式，以人物塑造、情感关系、情节剧叙事为核心，加上一流的电影制作水平，体现了主流电影的新走向。

　　由徐克指导的《长津湖之水门桥》则沿袭了动作片模式，体现了中国主流电影的工业化水平，视听风格更加完整。除了对战斗场景等动作戏的精彩呈现外，该片还注意雕琢人物之间的情感，通过小动作和表情细节传递温情。同期上映的《狙击手》提供了抗美援朝题材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在小场景和普通人物身上发掘戏剧性和意义感。影片以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冷枪冷炮”运动中的狙击英雄张桃芳为原型，塑造了狙击五班一群年轻人的英雄形象。影片虽然在历史质感与战斗传奇的融合上还存在诸多可以完善的方面，但它证明在大投入、大场面之外，主流电影还有更多创作道路可以探索和选择。

　　此外，抗疫题材电影《穿过寒冬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表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主题的《平凡英雄》，表现相濡以沫的大中华情怀的《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影片，都在不同题材、不同类型、不同风格上精心开掘，拓展了主旋律电影的表现空间和表达形式。特别是《邓小平小道》讲述了邓小平一家在“文革”期间被下放江西劳改三年多期间的故事。虽然这是在党和国家的历史上已有公论的一段历史，但创作者充分挖掘人物的历史细节，成功塑造了多元化的人物关系。在描摹伟人普通一面的同时，也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抽象出改革开放的历史动力之源，在领袖人物传记片方面成为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主旋律电影在大投入、大制作之外，在青春励志、伦理亲情、人物传记等方面，这一年都体现出电影创作者对既有创作经验的自觉突破，虽然各自在人物塑造的丰满性、艺术完成度和情感表达的充分性，特别是历史还原度、情节的合理性等方面都尚待完善，但是这种突破创新的自觉性恰恰是中国电影最大的动力。

　　现实主义聚焦烟火人间的爱与希望

　　现实主义创作在近年来显现出一种趋势：一方面，现实的苦难和矛盾不能回避；另一方面，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梦想必须坚持。不沉溺于现实，不虚韬着梦想，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创作气象。

　　文牧野继《我不是药神》之后的第二部影片《奇迹·笨小孩》讲述了易烊千玺饰演的景浩独自带着年幼的妹妹在深圳生活，并希望通过废旧手机零件回收这一行当来凑出妹妹高昂的手术费。影片生动地展现出普通人在面对困境的过程中的守望相助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当这种力量遇到了改革开放提供的机遇时，就能够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力。这既是对改革开放深圳腾飞过程的电影化的叙述，也是对真正来自人民的伟大力量的致敬。

　　如果说《奇迹·笨小孩》是用青年人和普通百姓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追求生活梦想为励志主题的话，那么《人生大事》则是通过“一地鸡毛”的凡人琐事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沟通、理解，最终表达了一种超越血缘亲情的“无情世界的感情”。朱一龙饰演的莫三妹是一位从事传统丧葬行业的年轻人，处理的是与死亡有关的禁忌性的事务。影片关注底层生活，但并未一味苦情化，而是准确把握住悲喜之间的情绪节奏，有感动但不压抑，在烟火气十足的社会情境里，小人物的艰辛生活中透露出一种简单得让人感动的爱和温暖。

　　2022年还出现了很多有特点甚至达到很高艺术成就的中小成本影片，体现出这十年电影产业改革发展的成果，也展现出电影领域的创新力量。《妈妈！》在呈现疾病体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用作一种对于个体生命记忆的隐喻，并在家庭结构中完成了独特的主题表达。《不要再见啊，鱼花塘》则来自于一位青年创作者对于电影艺术的坚持探索，该片以极简化的视听语言刻画出极丰富的生活细节，缝合出一个独特的记忆世界。张律导演的《漫长的告白》用含蓄隽永的风格将爱情和友情的故事叙述得令人柔肠寸断。上述这些电影都集中体现出电影艺术的人文价值，密切关注时代变革之下个体心灵世界的变化。关注现实烟火，温暖人性社会，体现出国产片在创作态度上一种有意无意的选择，其中的部分影片在坚持艺术探索的同时也获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这再次印证了：可能不是观众不看好电影，而是我们的电影确实还不够好。

　　成长中的青年电影人让电影更贴近现实

　　这一年，青年电影人爆发出生机勃勃的创作力量。与过去青年创作更喜欢幻想类型、IP改编、青春爱情等不同，他们更加关注现实生活、关注普通人命运、关注“渺小”个体在大时代中的沉浮，甚至形成了一种现实主义“新浪潮”的雏形。

　　《人生大事》是青年导演刘江江的处女作，他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的新闻专业，长期在地方台拍摄栏目剧。凭借这部影片，刘江江获得本年度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文牧野是电影学院的科班出身，2018年凭借处女作《我不是药神》被观众所认知，《奇迹·笨小孩》延续了他对普通人生存境遇的描摹，并使其凭借此片获得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导演奖和第十七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编剧。此外，《万里归途》的导演饶晓志也是“80后”导演，先后编剧执导了《无名之辈》《人潮汹涌》等具有现实主义特点的影片。

　　这些年轻一代导演的现实主义创作都有较为鲜明的共性：一是在叙事上熟练地使用故事节拍表，通过不断增强的戏剧性水平来吸引观众；二是依靠快节奏、密信息营造出符合现代观众需求的视听感受，提升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影院性；三是拓展情感与效果的多样性，严肃话题不排除轻松表达，个体故事关联宏观的社会表意，通过最后的大团圆结局净化焦虑、激励人心。同时，这些导演也积极地拥抱商业元素，并且将这些资源较好地整合到创作需求中。现实主义情怀、现代电影视听语言、现代青年审美心理的把握，本年度的青年电影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电影“讲好中国故事”的另一种可能。

　　只有广袤的高原才能托举起摩天的高峰

　　中国电影的高峰之路、中国电影的强国之路，一定是建立在产业发展、市场繁荣基础之上的。2022年，由于供给不足和疫情防控的双重影响，加上观众娱乐方式的变化等等，影院市场几乎进入了十年来的最低点。2023年，随着疫情防控形势的变化，中国电影必然会渐渐走向复苏，电影管理机构、产业主体和从业者将凝聚起越来越强烈的发展共识，完成中国电影新的龙腾虎跃。

　　进一步激活产业链，扩大国产影片特别是具有商业带动性影片的供给，持续提升电影创作品质，当是第一要务。2022年电影档期的极化现象尤其显著，高票房电影全部来自春节档、暑期档和国庆档。在热门档期中，尽管影片艺术上存在种种“硬伤”，但只要本身具有一定商业品质，基本上都能够获得较好的票房，像《独行月球》《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新神榜·杨戬》《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成熟的类型化和IP转化作品都获得了商业成功。这一年里，中国电影人在发布会、电影节、研讨会、总结会等各个场合，都对供给侧的危机展开了建设性的反思与讨论。虽然疫情给电影业带来的影响有望在一段时间内基本结束，但未来市场和创作仍然会受到其他客观因素的影响。不论外部环境风云变幻，只有电影人做出真正不辜负观众期待的好电影，中国的电影创作和电影产业才会在新的发展阶段越来越好。

　　电影市场的繁荣还需要扩大对海外高质量影片的进口力度，推动丰富多元的世界电影进入中国市场。2022年不多的引进片中，《侏罗纪公园3》和《阿凡达：水之道》的票房成绩都冲入年度前十，此外，“名侦探柯南”“航海王”“神奇动物”等成熟IP的电影也都取得了上亿的票房。但是，总体上引进片对于电影市场的贡献相当有限，票房过亿的影片仅有11部，市场占有率也只是刚刚超过20%。未来，在保证国产电影占有率优势的前提下，可以增加世界各国优秀电影引进的数量和效率。这不仅能够促进中国电影市场和电影行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院线的长远经营和行业信心的提振。在中外电影文化充分互鉴的基础上，中国电影企业要进一步努力走向世界。只有更多的中国企业成为国际企业，更多的中国电影受到世界观众的好评，才能够有效增强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将中国故事变成世界故事的能力。

　　在题材规划、创作策划、生产安排、发行档期等诸多方面，中国电影都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新思考、新举措、新改革。电影要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的观众以及观众的不同需求，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满意不满意为试金石。归根结底，百花怒放、万紫千红才是中国电影真正的春天，希望中国电影用厚实的高原支撑起人们期待已久的新的高峰。（作者尹鸿系中国影协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梁君健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乡村之变如糖入水——读付秀莹长篇小说《野望》******

　　作者：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付秀莹爱自己的家乡，家乡也馈赠她丰厚的文学。她携带着家乡的泥土芳香一路走来，在她的文学田野里搭建起一个充满烟火气息和人间温馨的“芳村”。从《陌上》到《野望》（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付秀莹深情地讲述着芳村里的人和事。她讲述的是普通农民日常地过日子。在她的讲述中，芳村里的家长里短、柴米油盐，还有院里的鸡和屋里的娃，都变得生机盎然、活色生香。她先是在《陌上》以主人的姿态热情领着读者来到芳村串门，倾听兄弟姐妹们的唠叨，也分享他们的喜怒哀乐。接着到了《野望》，她则是“深扎”到一户人家，陪着翠台一家人度过了一年的岁月。在这一年里让我们看到，乡村人家在新时代精神的润泽下是如何将日子过得越来越精彩的。

　　作家采取的是典型的日常生活叙述方式，她的句式是短促的，这使她的叙述很像是在与亲人絮叨唠嗑，具有浓郁的日常性和人际交流的亲切感。不得不佩服付秀莹的叙述能力，她这两部小说都是在讲述芳村的家常事，看似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戏剧性冲突，却是有滋有味。仔细读了付秀莹的小说，才明白这还不完全是由于她的叙述能力强，更由于她对乡村的日常生活有感情、有体会、有思考。付秀莹的思考始终贴着乡村的伦理精神而展开。乡村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生产生活方式，血缘和地缘是农民进行人生价值判断的两大基础。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调的乡村伦理精神就像黏合剂一样协调着乡村人际关系。付秀莹在《陌上》这部小说中将此表现得十分充分。而在《野望》中，她则是对乡村伦理精神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她思考的重点是：在新时代和新生活的背景下，乡村伦理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付秀莹专门挑选了翠台一家为代表来看乡村的变化。翠台一家是很普通的一家，丈夫根来是一个老实本分且很勤劳的农民，他养了十几头猪，是村里少有的几个养猪专业户之一。翠台里里外外地忙着，既要操持好家里的一切，还要关照好公公婆婆的生活。儿子大坡、儿媳爱梨和孙女一家三口和他们住在一起，其乐融融。小说的开头正是小寒节气，芳村的家家户户都在热热火火地准备过年。小说的主人公翠台出场了，她像往常一样吃罢早饭要到她爹那边的院子里去。但她爹的一句话，才让人们了解到，看上去像往常一样的翠台其实心里藏着焦急的事，她的儿媳妇因与儿子拌嘴竟连夜带着孩子跑回娘家去了。这看似无非小两口拌嘴的小事，付秀莹却将其写得一波三折、跌宕起伏，而这一切又都是贴着日常生活去写的。一方面，翠台担心儿媳妇一生气不回来过除夕了，另一方面，要请谁去劝她回来才合适也颇费思量。这对一个农村家庭的主妇来说，都是关乎情面的事情。如果儿媳妇过年没回来的话，这会让全家在村里颜面尽失；至于请谁去劝，则涉及关系亲疏、作用和影响的大小等问题。该请的人都请了，翠台还专门去庙里烧了香，但对方丝毫不听劝。翠台正一筹莫展时，儿媳妇却主动打电话给她丈夫，让丈夫接她回家，全家仿佛啥事也没发生过似的，高高兴兴地准备过大年。回家与不回家，其实背后都是乡村伦理在起作用。

　　说到底，这不过是一桩小家事，付秀莹却将其写得风生水起、有滋有味。这是因为她懂得滋润乡村日常生活的活水在哪里，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叙述并不令人读来有枯燥感，就在于她顺着这股流淌着的泉水去写，让叙述富有湿漉漉的灵动性。这股泉水其实就是乡村伦理精神。因此可以说，付秀莹在《野望》中延续了《陌上》的主题。但在《野望》里，乡村伦理精神的这股泉水跳荡得更加活跃了，时不时地掀起了小浪花。这是因为农村不断发生新的变化，不断涌入新的材质、新的现象。就像这次翠台的儿子和儿媳闹出的小风波就是因为年轻人有了新的生活追求，他们也不会像长辈那样习惯于在传统伦理要求下约束自己的言行了。付秀莹在这部小说里就是要表现出，当农村面对新时代和新变化时，乡村伦理是如何处理日常生活矛盾的。乡村生活看上去平平静静，其实不断有新的东西在叩击着人们的内心，让人们内心泛起涟漪。当乡村的日常生活中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新观念、新习俗时，乡村伦理关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人们面对新的东西会“消化不良”的。比如翠台的婆婆看到老牛他娘要听自己媳妇的遣使时，便感慨“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这句老话如今不灵了。有意思的是，她是当着翠台的面说这句话的，突然意识到给媳妇说这话不妥当，“忙装着往灶膛里添柴”来遮掩过去。从这个小细节就能看出，乡村日常生活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老人一边抱怨现在的媳妇不听婆婆管了，一边又不敢在自己的媳妇面前耍婆婆的威风。付秀莹选择翠台这样一位普通农村妇女作为主角，是从细微的角度来表现现实的新变化的。新变化不仅是宏大的工程，而且也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油盐酱醋之中。翠台这一年来没少经历疑惑和烦恼，大多都与她还不适应新变化有关。她的女儿就令她越来越难以琢磨。比如女儿的手机不让她看，说这是隐私。又比如她本来指望女儿读了大学能留在城市，给全家增光，却没想到女儿表示毕业后要回到芳村，这真让翠台完全看不懂这个世界了。可是，翠台并没有被接踵而至的新东西弄得“消化不良”，这是因为在乡村伦理中增添了很多的“益生菌”，帮助翠台有效地将新东西吸收到日常生活中。这“益生菌”也许是女儿从学校和城市携带过来的，也许是村头那只大喇叭传递过来的，当然更应该是为丈夫养猪分担了风险的合作社政策颁布过来的。“益生菌”让乡村伦理更加完善，也更加和谐。

　　付秀莹在《野望》中的时间设置十分讲究，她以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作为小说的时间节点，演绎了芳村一年的光阴。小说讲述的故事分明是当下现实的，却又模糊了现实时间的具体所指。可以说，付秀莹采用的是芳村特定的时间，一方面，芳村人在心理上还遵循着传统的时间理念，另一方面，芳村的现实又紧随着时代的节奏。付秀莹便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去书写乡村日常生活的，日常生活仍然像一条平淡的河水，然而新时代的变化就像糖溶入了水中，我们品一品付秀莹的叙述，就能感觉到丝丝甜味。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